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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湖北日報評論員 劉中揚

“我們做的事無人曉得，我們的子孫永世長存。”

以鄂西會戰為歷史背景的電影《得閑謹制》正在熱映。影片全程在宜昌取景拍攝，總制片人侯鴻亮說，“宜昌特別像中國傳統水墨畫里的風景。這里江和山的感覺是別的地方找不到的。”

發生在湖北宜昌的石牌保衛戰，核心價值在于打破了日軍“溯江而上直取重慶”的戰略妄想。影片通過一群老百姓和散兵游勇從逃避戰亂到奮起反抗的故事，讓觀眾看到：壯美的長江天險，不僅是地理屏障，更是民族韌性的深刻隱喻。

長達14年的抗戰硝煙與民族苦難，以高度濃縮的形式裝進群山峻嶺中的戈止鎮。這座被3個日本兵錯認為“武鎮”的小村莊，是會修炮的鉗工莫得閑的第三個“家”。從南京逃到宜昌，又從宜昌躲進戈止鎮，直到退無可退，他抱緊裝著火藥的旗桿，喊出了那句“撕了我，再用我的骨肉撕了他們”的怒吼。貪生是本能，赴死是覺醒，沒有對英雄與犧牲的悲壯渲染，只有為了“我們的家人能活”的孤注一擲。莫老太爺“國破山河在，低頭思故鄉”的吟詠，夏橙“黃河三峽猿鳴悲，猿鳴三聲淚沾衣”的改編，都照應著親人牌位背后的對聯：“萬千流水歸長江，伶仃孤鶴覓吾鄉。”

國破家亡的年代，活著，是望不到頭的流離失所、背井離鄉。然而，墻被炮火轟塌了，屋脊還挺立著。戰火把家園再次摧毀了，長江還奔流著。

一門架在凡人肉體上的蘇羅通炮，擊敗了坦克，靠的是一個接一個血肉之軀的前赴后繼。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，中國軍民以傷亡3500萬人以上的沉重代價，把日本陸軍的主力死死釘在中國戰場上。這一個個釘子，是兵，是民，是不屈不撓的中國人民。

抗戰勝利80年后，為什么我們依然為那久遠的犧牲熱淚盈眶？歷史不是一卷泛黃的書頁，而是不同時代的人，活生生的日子。銘記歷史，是對屈辱與吶喊感同身受，是血脈相連的震顫與回響，是詩歌里寫的：“祖父死在這里，父親死在這里，我也將死在這里。”我們每一個人，都是戰爭中的幸存者的后代，是奔流不息的黃河與長江的子孫。

我們該如何紀念那些未被紀念碑記載的犧牲？真正的紀念碑不是一塊塊石碑，而是長江本身。它日夜奔流，將勇于直面一切苦難的勇氣，刻進民族的血脈地質層。

“歷史，本就是人們拿血和著寫在泥巴里的。”好戰者高喊“武運長久”，珍視和平者才懂得“止戈為武”。影片最后，莫得閑站在執笏山頂俯瞰長江，他面前的巍巍青山，在去掉特效圖層后，就是高樓林立、大橋飛架、高鐵馳騁的現代圖景。這一幕仿若穿越時空的對話，就是我們這個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的見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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